2025年12月，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生态保护修复与产业融合项目以2.26亿元，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沟渠林带经济经营权、碳汇“打包”出让。这是益阳成功交易的又一个“资产包”。

“7.89亿元，刷新纪录！”2025年4月23日，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竹海”项目将“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林权﹢碳汇权益”打包出让，成为湖南省迄今成交金额最大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项目。

“该项目成交后，第二季度旅游收入达3000万元，带动直接就业1000余人，人均年增收1500元。”湖南“十四五”答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谢文介绍。

湖南的好山好水为啥能“卖”上好价钱？益阳这2宗“身价不菲”的项目背后，是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大力探索开展的自然资源组合供应试点。随着前两批试点相继落地，湖南厅日前正式启动第三批试点。

湖南是资源大省，曾面临自然资源“归集难、配置难、监管难、流程繁”等问题。2024年开始，湖南通过创新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式，将不同时空、种类、权属类型的自然资源通过整体储备、多元赋权、价值评估等打包成资源资产“组合包”。

有了这样的“资产包”，便可以将过去单一土地、矿产资源的出让拓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为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多要素保障。

2025年10月，湖南率先建立跨十部门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协同推进机制；12月，印发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项目供应方案编制指南，推动全省自然资源供给方式向多要素系统整合更进一步。截至目前，湖南有12个试点项目成功交易，交易金额达34.65亿元。

湖南的探索，是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试点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缩影。

2024年12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见》提出“推动多要素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资产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鼓励各地积极开展探索。

这不仅是自然资源部履行“两统一”核心职责，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的重要课题，也是建强全国自然资源大市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推手。

“十四五”期间，为促进自然资源资产整体配置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探索土地、海域、水域使用权等分层设权，发布《自然资源资产价格整体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等，从内涵界定、权能丰富、评估规范等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

“从自然属性来看，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所提倡的整体配置有利于扩大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效应，降低它们之间的权衡效应，使其相互增益；从社会属性来看，通过资源储备，可降低自然资源资产在产权设计、制度管理、管理部门等方面存在的人为制度成本，化解潜在冲突，使其有效供应到市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谭荣表示，通过组合供应，能够更好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整体保护和利用。

眼下，各类跨资源、跨权属、跨区域、跨层级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包”正在全国各地“上线”——2025年6月，云南弥勒，“19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4.65亩矿区的地热水开采权”组成的“资产包”成功出让。这是云南首个多要素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试点项目，将用于打造省内首个以“地热﹢”为驱动的文旅康养目的地。同年11月19日，广西河池首个“资源套餐”成功出让，涉及金额6507万元，项目采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取水权”模式，将用于保障供水安全、提升饮水品质，预计满足60万人口远期用水需求；11月28日，四川省自然资源资产储备中心揭牌成立，突破以“土地储备”为主的业务范畴，实现省级土地、矿产资源、用地指标以及其他门类的自然资源资产统一储备运营，助力更多资源家底变身“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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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带有地域特色的实践，一次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积蓄着改革动能，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从“试验田”走向“示范田”，让更多绿水青山变资产、聚资源、获资金、惠民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新一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首位。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高效配置”已列为今年工作要点重要内容，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地方展开探索。

面向“十五五”，如何在实践探索中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相关制度走向完善？

“首先，要注重权利的细分和后续组合，可依据时间、时序、空间等对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做进一步分解，完善设权赋能。其次，要推动资产的清查、核算再深一步，并探索设计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配置方案。”谭荣表示，在此基础上，各地要注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中资源储备、市场体系建构、收益分配三个环节。比如，在市场体系建构上，不仅要建立完善一级市场相关规则，还要注重建好二级市场，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收益分配上，要注重制度设计，厘清中央与地方、公共财政与经营主体等之间的收益分配规则，让更多资源护得好、用得活、“卖”好价。